国民性概念的谬误

编者按：美国的明恩溥著有《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概括了中国人性格和品格的许多特点。在之后的一百多年，国民性的问题一直是许多中国作家、学者、普通人研究和谈论的对象。许多人还把中国发展滞后、问题重重的问题推到国民性上。那么，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问题吗？进一步说，真有国民性这个东西存在吗？请看米塞斯的说法。

本文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翻译：亮哥

作为一种解释，（国民）性格概念的主要缺陷是归结于它的持久性。群体中的个体被认为具有稳定的性格，其所有的想法和行动都是这种性格的结果。罪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成为罪犯，而是因为他是罪犯才犯了罪。因此，一个人曾经犯罪的事实是他是一个罪犯的证据，并使人有理由相信他犯下了任何归于他的罪行。这一学说对欧洲大陆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急于证明被告在其之前的职业生涯中已经犯下了其他罪行；同样，辩护方也渴望通过证明被告过去的生活没有过错来洗白被告。然而，一个人已经犯下了数起谋杀案，可能并没有犯下他正在接受审判的这起谋杀，相反，一个人在六十年的无可挑剔的行事之后可能犯下可憎的罪行。

民族性格的概念是在不同个体中发现的特征的概括。这主要是数量不足的不合格样品的沉淀物和失策的归纳法的结果。在过去，波西米亚的德国公民在厨师和女佣之外很少见到捷克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捷克人有奴性、服从和畏缩。一个研究捷克政治和宗教历史的学者可能会把他们定义为爱反叛和热爱自由的人。但是，是什么使我们有权利去寻找各种不同个体的共同特征，其中一方面包括特罗奇诺夫的约翰·胡斯和特罗克诺夫的杰式卡，另一方面也包括脚夫和女仆？适用于形成的阶级概念“捷克人” 的标准是捷克语言的使用。假设一个语言群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有其他一些共同的标记，这是循环论证（petitioprincipii）。

对纳粹崛起的最流行的解释把它解释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结果。持这一理论的人在德国文学和历史中寻找表明侵略性、贪婪和征服欲望的文本、语录和行为。从这些知识的碎片中，他们推导出了德国的民族特性，纳粹主义的兴起就是从这种特性中确立的。

从德国历史中收集可用来证明德国固有的侵略倾向的许多事实和德国作者的许多引文，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其他语族的历史和文学中，如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也能同样容易地发现相同的特点。德国从来没有过比卡莱尔和罗斯金更出色、善辩的军军事英雄主义和战争的赞颂者，没有比吉卜林更出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诗人和作家，没有比沃伦·黑斯廷斯和克莱夫勋爵更无情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注：指有权谋）征服者了，也没有比霍德逊骑兵团的霍德逊（注：威廉·霍德逊，1821-1858，英国骑兵将领，曾镇压印度1857年的起义）更残忍的士兵了。

这些引文往往被拿出上下文断章取义，因此被完全歪曲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宣传人员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几行诗句。但他们没有提到，从嘴里说出这些话的人物——欧福良，对应的是拜伦勋爵，是（除了席勒之外）歌德最赞赏的同时代诗人，虽然拜伦的浪漫主义对他自己的古典主义并没有吸引力。这些诗文根本没有表达歌德自己的信条。《浮士德》的结论是颂扬生产性的工作；其指导思想是，只有通过为同胞提供有益的服务而获得的自我满足，才能使一个人幸福；它是对和平、自由的颂扬，也是对——正如纳粹轻蔑地称之为“布尔乔亚（注：即资产阶级）”——安全的颂扬。欧福良-拜伦代表了一个不同的理想：对人类无法达到的目的的永不停息的渴望，对冒险、战斗和荣耀的渴望，这导致了失败和过早的死亡。引用欧福良回答他父母对和平的颂扬时带着强烈的热情赞扬战争和胜利的诗句，将其当做德国天生的军事主义的证据是荒谬的。

就像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也有对侵略、战争和征服的颂扬者。但也有其他种类的德国人。在颂扬暴政和德国世界霸权的队伍中，是找不到最伟大的人的。难道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理查德·瓦格纳和Detlev von Liliencron比康德、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更能代表民族性格吗？

民族性格的想法显然是武断的。它来自一种判断，这种判断省略了与先入为主的教条相矛盾的所有不愉快的事实。

应用统计程序来确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不允许的。问题不是找到，如果德国人必须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方针，那么他们在过去是如何投票的。即使能够成功进行调查，其结果也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对我们的这个情况有帮助的信息。每个时期的政局都有其独特的形式，有它的个性。我们没有理由从过去事件的结论中得出适用于当今的结论。如果我们知道大多数哥特人是赞成入侵罗马帝国的，还是十二世纪的大多数德国人赞成巴巴罗萨对待米兰人的方式，我们的问题也不会解决。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通常的做法是挑选出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著名人物，并以他们的意见和行动来代表整个民族。即使人们有足够的责任心使这些被武断选择出来的人和那些持相反观点和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人相对抗，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把康德的原则和那些迟钝哲学教授的原则在代表性上看得同样重要，是不允许的。

一方面，只考虑名人做代表而忽略其余的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甚至任意地把这些名人当作名人来看待，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没有差别的平等群体，也是矛盾的。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人可能比整个群体在整个民族中都更突出。数以百计的小诗人和打油诗人并没有超过独特的歌德。

如果我们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大多数人的心态来指一个民族的心态，这是正确的。但这是可以改变的。德国人的心态，在中世纪的封建时代、宗教改革时期、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时期，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今天，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讲德语的欧洲人可能是纳粹。如果我们把犹太人、奥地利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德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希特勒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但这不能用塔西佗（注：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对日耳曼人有描述）对当代德国人的刻画来解释。这种解释并不比纳粹用处决圣女贞德、英国殖民者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大规模灭绝、《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描述的暴行来证明当今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野蛮行为的方法更好。

稳定的民族性格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声称德国人有采用纳粹主义原则的固有的倾向，以此来解释纳粹主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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